改革戶籍土地財政制度破除二元結構:白洁孙倩

改革戶籍土地財政制度破除二元結構??《白洁孙倩》?當時學界通過對“文革”深刻反思，認識到治國理政的人治方式有深刻弊端：一是人治并不能使社會長治久安。歷史反復證明：靠國家最高統治者個人的賢明、聰慧，可能使國家獲得一時的安定和繁榮，甚至出現短暫的太平盛世，而一旦人們頂禮膜拜的個人偶像變得暴戾愚癡時，國家的安定和繁榮就會成為泡影，隨之而來的是動亂和衰落。我國封建社會由亂而治、由治而亂的歷史循環怪圈也證明了這一點；二是人治排斥法治，使法律處于附庸地位。封建帝王在實行人治時，往往兼而使用禮治、德治，或者用德主刑輔的手段統治國家。但人治的必然結果是法律既沒有穩定，又缺乏權威性。在最高統治者個人具有凌駕于一切之上的權力時，法律只是一紙空文；三是人治造成庸才，并使官員腐化墮落。在人治社會里，最高統治者要求官員唯命是從，要求百姓俯首聽命，他們最不能容忍違背其意志的言論和行為，常常會利用自己至高無上的權力，殘酷地鎮壓思想犯和叛逆者，以追求其穩定、安寧和無序。在這種情況下，無才無德而看風使舵之輩者備受青睞，而才德兼備，敢于真言者備受壓抑、打擊和迫害，即是說，人治造就了一大批唯唯諾諾的庸才而扼殺了大量的有識之士；四是人治不能保證統治階級整體意志的貫徹。當最高掌權者個人賢明，政治經濟形勢較易判斷并容易選擇恰當方法、步驟和措施的情況下，最高掌權者或許能夠代表統治階級的整體意志和利益。但是，一旦情況變得復雜，決策失誤的概率就會加大，錯誤決策一旦做出，往往就是全局性的，很難得到糾正。作為黨的第三代領導人的鄧小平深知一個人長期掌握黨的主要領導權力不但會受到個人生理條件對領導能力的限制，而且會使這種權力脫離領袖集團的集體領導，成為不受限制的權力。鄧小平經常對黨內外人士講，“我有一個觀點，如果一個黨、一個國家把希望寄托在一兩個人的威望上，是很危險的。那樣，只要這個人一有變動，就會出現不穩定”。［1］所以，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的鄧小平致力于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實現干部隊伍的年輕化和領導權力的順利交接。廢除干部終身制，實行集體領導以實際行動宣誓了中國共產黨的民主執政，是中國政治生活中一件非同尋常的大事，它結束了中國幾千年來的“朝代更替規律”。

過去10年是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一個時期。2002年到2011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0.7%，從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隨著經濟增長，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大幅提高，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由1000多美元提高到5432美元。,在2011年3月的“兩會”上，吳邦國委員長在全國人大的工作報告中明確地提出“從中國國情出發，鄭重表明中國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即“五個不搞”。它是中國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和原則基礎。之所以把“不搞多黨輪流執政”放在首位，因為政黨制度是國家政治制度的核心，國家政治制度是由政黨制度驅動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要組成部分。“五個不搞”的“第一個不搞”,為本文分析政黨制度理論邏輯起點。

【編輯:蓉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