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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以法治軌道推進民政改革。貫徹落實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戰略部署,民政部門率先啟動,研究出臺了《首都民政事業改革發展綱要》,經過一年多的努力,已啟動實施50多項重點改革,涉及體制機制、重點業務、基礎保障等多個領域,改革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改革的大勢已基本形成。改革就勢必涉及對現有體制機制弊端的革除,對不合時宜的法律法規進行修訂完善,這要求我們正確處理法律與改革的關系,在法治軌道內推進改革。一方面,要牢固樹立法治意識,在進行改革決策時,充分考慮改革舉措所涉及的所有法律問題,確保重大改革于法有據。另一方面,面對立法滯后的現狀,不能以無法可依為借口,阻礙改革,要在不違背法律基本原則和框架的前提下,按照法定程序和授權,大膽試、大膽改,為完善法律提供實踐積累,凡是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改革政策,要及時上升為法律,用法律鞏固改革成果,確保改革始終在法治軌道內良性推進。,“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提供一整套更完備、更穩定、更管用的制度體系,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也是文化軟實力的強基固本。”顏曉峰在演講中談到,在一些領域、一些問題上表現出的制度缺失、制度懸置、制度失效,不僅不利于國家發展、民族復興,而且不利于增強和發揮文化軟實力。因此,我們的國家文化軟實力,離不開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制度是本體。
問:“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是什么意思?,改革開放是我們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帶領人民進行的新的偉大革命,是當代中國最鮮明的特色,也是我們黨最鮮明的旗幟。這場新的偉大革命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現在,走過了極不平凡的歷程。我國30多年來取得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靠的就是改革開放。事實雄辯地證明,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活力之源,是黨和人民事業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當前,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綜合國力競爭更加激烈,國際形勢復雜多變。在這樣的新形勢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靠什么?還是靠改革開放。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決定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關鍵一招。
“人,特別是領導干部不要把自己、把眼前看得太重,看得太大。也不能因為難以在歷史上留下重要的一筆就什么都不做,不能因為自己輕如鴻毛而妄自菲薄。”,有分析人士建議,當前首先是要“鎖住”放權限權改革成果,同時在一些利益格局復雜、改革難度頗大的核心領域,中國政府還應繼續以“刮骨療毒”的勇氣將改革堅定地深入下去。
第三,教與學相結合。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不應該只是教師單方面的灌輸,而應該是一個教學相長的互動過程。當代大學生并非成長于封閉環境下的“象牙塔”之中,由于現代傳媒技術的發達,大學生作為文化素質較高、思想非?;钴S的特殊群體,其接受新信息的能力、速度和渠道在很多方面是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所無法企及的。對于一些當代大學生關注的現實敏感問題,我們不能僅僅局限于單方面言傳身教,而應該充分發揮其自身的主觀能動性。近年來各大高校大力推進的慕課或者翻轉課堂建設,目的就在于將傳統教學模式中單向灌輸轉化為雙向互動,甚至讓學生反客為主,在相當程度上調動了學生學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取得了較為良好的效果。去年下半年APEC會議在北京召開之際,我適時組織了一次以“APEC與中國”為主題的翻轉課堂活動,效果很好,不僅僅拉近了師生之間的距離,而且給了學生一個自我展示的極佳機會。用一種同輩人的切身體會來進行自我教育,真正做到“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此前,習總書記在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九次會議時強調,落實今年改革任務的責任重、要求高,各地區各部門要明確任務,落實責任,及早部署,精心組織,提高改革方案質量,加大改革落實力度,深入開展改革督察,努力使各項改革舉措落地生根,確保各項改革取得預期成效、真正解決問題。
道德文化、道德體系影響著人們的行為方式,進而形成相應的風俗、習慣。它們為人們帶來日常生活的道德體驗,并從中孕育道德情感。道德情感的產生機制也是法治精神培育的心理機制。人們只有在道德認知與道德情感的共同作用下,才能建立和強化法治信念。法治信念是對法治所含價值觀高度認同的心理機制,它能夠激發人們以法治觀念指導和規范行為。因此,圍繞法治精神展開道德教育、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人們的社會生活與道德實踐,是提高法治認知、深化法治情感、堅定法治信念的必然選擇。,從歷史上看,中國共產黨自從誕生之日起,就把馬克思主義確立為自己的指導思想。90多年來,我們黨始終把思想建設放在黨的建設第一位,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條經驗就是,堅持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教育和武裝全黨。學哲學、用哲學,是我們黨的一個好傳統。對于中國而言,歷史反復證明,重大社會變革往往以理論變革為先導;理論變革又以思想觀念的空前解放為前提,而吹響人類思想解放的第一聲號角的,往往就是代表時代精神之精華的哲學。20世紀30年代,毛澤東在延安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是如此,1978年由《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引發的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也是如此。